2020年，马某与周某女儿共同生育小孩小洋。由于马某平时在外务工无暇照顾家庭，便将其子小洋交由丈母娘周某负责照顾，双方于2021年10月1日共同签订《劳务合同》，约定周某为马某提供照顾小洋的服务，马某每月支付周某的劳务工资5000元。没想到好景不长，马某遭遇了经济困难，生活开支大，双方协商暂按每月4000元支付，剩余每月1000元暂欠，后续按马某经济情况补发。

马某一开始按照约定每月支付劳务工资给周某，2024年6月后便拖欠支付工资，经多次催告还款无果后，周某无奈之下将马某诉至新邵县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马某向其支付劳务工资、房租等款项合计69500元。

庭审中马某辩称，自己与丈母娘签订的《劳务合同》经口头通知已于2024年4月17日解除，之前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后续带娃为周某的自愿行为，不该计算报酬。马某表示，自己一直在外务工，并未与周某一家一起生活，不应该承担租房费用。同时，马某称自身经济条件有限，无力负担每月5000元的“带孙费”。

法院在审理后认为，未成年人的父母具有监护能力的情况下，祖辈对未成年人并不负有法定抚养义务。如果子女有抚养能力但将孩子交给老人长期抚养，在法律上老人没有法定抚养孙辈的义务，因此老人有权向子女要求由此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孩子生活的基本开销，如食品、衣物、教育、医疗等。若子女和老人之间明确约定了老人帮忙带孩子要支付报酬、费用补偿等，那么从合同约定角度子女需要按照约定支付“带娃费”。

本案中，马某委托周某照顾小洋，双方签订《劳务合同》并约定了具体报酬，基于合同约定，马某应当支付周某每月5000元的劳务报酬。现马某怠于履行支付报酬的义务，周某则有权要求马某支付报酬及必要的抚养开支。综上，法院依法判决马某给付周某劳务工资及租房费用69500元。

法官表示，丈母娘帮忙带娃并非法定义务，而是基于亲情或协商的“自愿行为”。若女婿未主动支付费用，法律不会强制要求报酬，但若女婿曾以书面形式承诺支付报酬（如签署协议或承诺书），女婿与丈母娘则构成了合同关系，那么从合同约定角度子女需要按照约定支付“带娃费”。此外，丈母娘若在带娃过程中存在垫付的抚养开支（如生活费、教育费），则可依据委托合同或无因管理主张返还。

尽管法律未强制要求支付报酬，但老人带娃的辛劳应被尊重，父母应履行抚养小孩的义务，避免让老人“出钱出力又寒心”。从法律角度上看，建议夫妻与长辈提前明确费用分担方式（如书面协议），避免纠纷；从情感角度上看，子女应主动感恩老人的付出，而非将亲情援助视为义务。家庭关系的和谐，既需法律规范，更离不开相互体谅与沟通。

来源：新邵县人民法院

编辑：以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