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由“收受他人财物”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两个要件构成，随着对惩治腐败力度的增大，对受贿罪“谋利要件”的认定呈扩张之势，无论是实际或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还是具有上下级或管理关系的人员之间收受超出一定数额的财物、事后基于履职事项收受财物，均被认定为达到“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标准，进而将收受的财物认定为贿赂犯罪。毋庸置疑，谋利要件的扩充和虚化，对穿透现象看本质、有力惩治腐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过于淡化、虚化谋利要件，可能导致出现“模糊犯罪与违纪的界限”和“将财物数额作为唯一量刑标准”两个问题。因此，对“谋利要件”不断扩充的情况下，作为办案人员，无论是在调查阶段还是司法认定阶段，都要始终牢记“谋利事项”作为判断整个行为是否具备权钱交易本质特征和衡量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要素的极端重要性，高度重视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为请托人实际谋取了利益，以及谋取利益的种类、大小、程度等要素的收集和分析，确保得出的结论符合罪责刑相符原则。
一、“谋利事项”与“输送利益”的匹配关系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因素
随着腐败演进，越来越多的腐败呈现出民事、商业等行为与利益输送相互交织，违反廉洁纪律与受贿犯罪相互交织，收益源于市场所得和行贿人让渡相互交织的新特点，在判断此类行为及所获收益性质时，除了透过现象看本质外，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为请托人实际谋取了利益、谋取利益的大小等，也是分析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具有输送利益主观故意和实质行为的重要要素和标准。而办案人员本身要判断的恰恰是该行为是否属于利益输送，若此时完全不考虑是否实际谋取利益的情况，直接以司法解释已将“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等拟制为“谋利要件”为理由，天然的认为已经具备了确确实实的“谋利行为”进而具备了利益输送的基础，彻底放弃对“谋取利益”与“利益输送数额”匹配关系的考量，不仅犯了用“条件得出的结论”证明“条件”的错误，而且容易将很多非罪的违纪行为直接纳入犯罪视野，造成法律适用的错误和认定效果的不佳。
例如，某国家工作人员甲通过他人介绍，让自己的妻子丙入职私营企业主乙的公司，乙考虑到甲的身份，给予丙部门正职的职位，后发现丙无法胜任，但考虑到甲的身份和面子，一直未调岗、降薪，在此过程中，乙曾因为某事项（不属于甲职务范围，而是甲认识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范围）请托甲帮助，甲答应但未成功。此案件中，若机械地从理论上分析，甲向乙承诺过帮助完成请托事项，虽然未办成但符合“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斡旋受贿）的情形，而乙又给甲的特定关系人发放过高薪酬，似乎可将差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但若如此简单认定，将导致结论仅仅具备形式正义，而非实质正义，缺乏对法律精神本质的把握。此案件中，乙在知道丙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没有给丙降薪，是一种基于人情、面子和请托事项等多种因素的考量，由于“应当降薪而未降薪”与“直接给予财物”、“承诺帮助完成请托事项”与“实际帮助完成请托事项”、“承诺利用本人职务帮忙”与“承诺斡旋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帮忙”均存在较大差别，因此，从整体上看，甲的受贿故意、丙的行贿故意和整个行为的权钱性质均不突出，若简单理解法律以收受财物为前提的“承诺谋利”等同于“实际谋利”的结论，进而认为已经完全具备了谋利要件和利益输送的基础，将高薪酬部分认定为受贿数额，将导致认定结论的偏差，不利于整个案件的最佳效果。这就是完全虚化“谋利事项”要件容易产生的问题。而该案件若是，甲确实利用职务便利为乙谋取较大利益，则此时，由于谋利事项被实际完成且具备相当“含金量”，因此乙通过给丙发放高薪进而变相向甲输送利益的行为具备了坚实基础，整个行为权钱交易性质更加明显，行为人对行为系权钱交易的认识也更加明确、实施利益输送的主观故意更加清晰，认定为行受贿犯罪更符合客观实际，结论会让行为人感到“服气”。
再比如，下属乙获得某个原始股投资机会，为了讨好上级领导甲，提出将20万元的投资份额分给甲一半，后甲投入10万元资金并最终获利100万元。若机械地分析，甲、乙具有上下级关系，因此已经属于“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乙为了讨好领导甲，送给甲投资机会，若没有投资机会，甲不可能获利100万元，此时将甲获利100万元认定为乙利益输送的数额，似乎是合理的。但实际这种认定思路却是错误的。甲、乙确实是上下级关系，乙把投资份额分给甲，也确实是考虑甲是自己的上级领导、希望将来能够获得照顾，但这是一种出于讨好领导、赠送人情的动机，而非行贿的动机，甲也持相同的认识。因为缺乏客观的谋利事项，因此在主观上，双方均不具备把投资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标的物的主观故意；在客观上，甲获得收益也几乎完全源于本人投资本金承担巨额风险后应享受的利润，而非乙给予的投资机会价值。综上，上述行为本质上并非行受贿。若办案人员在判断上述行为性质时，因甲、乙具备上下级关系而认为已经具备“谋利要件”，完全忽略二人之间根本没有实际的谋利事项和谋利行为，似乎将甲的巨额收益认定乙给予的贿赂款也“说的通”，而若考虑“谋利事项”与“利益输送数额”的匹配性，则会对将100万元认定为贿赂犯罪数额产生疑问，进而更加深入研究思考整个行为的性质，做出精准结论。
除了上述两个例子外，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之间一些其他“交易”“投资”“合作”等行为，在判断性质究竟是真实的民事市场行为，还是双方打着幌子完成的利益输送行为，谋利事项均是重要的判断要素。比如，国家工作人员从请托人处“借款”，究竟是真实的借款还是“以借为名”行受贿，除了其他要素外，谋利事项是否完成及大小，是否足以支撑“借款”的数额，也是重要的考量，若双方仅仅是普通的管理与被管理对象关系，没有具体的请托谋利事项，而借款数额又较大，此时双方将“借款”当作贿赂物的可能性较小，借助职权身份面子“融资”“救急”的可能性更大。除此之外，国家工作人员让请托人给第三人“借款”“投资”，究竟是利用职权为第三人帮忙还是“指定请托人交付贿赂物”；从请托人处“购买”房产，究竟是真实购买还是以虚假购买的名义掩饰收受之实，等等，均需考量谋利要素。
综上，必须牢记法律对受贿罪谋利要件的扩张解释是建立在具备确定的收受财物行为的基础上，对于一些利益输送与正常民事、市场活动相互交织或互为掩饰的行为，在判断性质时，仍要将是否实际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以及谋利事项的大小作为重要考量因素，进而综合判断整个行为权钱交易的性质是否突出，输送利益的数额与谋取利益是否匹配，确保得出的结论精准无误，让行为人服气。
二、“谋利事项”是评价行为危害性的重要要素
由于在我国刑法体系中，贿赂犯罪是以数额作为量刑的主要依据，导致在多数执法司法人员心中，完全忽视了“谋利事项”作为评价整个受贿行为危害性的重要要素作用。实际上，由于贿赂犯罪本质是权钱交易，侵犯的是职务的廉洁性，是否实际谋取了利益、谋取利益的种类、大小、程度，是否违背公平正义原则等，均是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评价受贿罪社会危害性的重要要素，在“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被扩充为“谋利要件”的情况下，实践中的执法者和司法者，几乎不再将“谋利事项”作为评价行为危害性的要素和量刑的具体情节予以考虑，导致多数案件均是“数额决定量刑”，而不再区分同等数额下不同谋利行为背后代表的不同权钱交易的不同危害性，没有贯彻精准刑罚的原则。比如，虽然“直接受贿”和“斡旋受贿”均以受贿论处，但实际上，行为人收受同等价值的财物，“直接受贿”显然比“斡旋受贿”、“为请托人实际谋取了利益”肯定比“承诺谋利”或“明知具体请托事项”性质更恶劣，社会危害性更严重，应该给予更重的处罚。
举例说明，第一个案件中的国有银行行长，帮助请托人审批一笔1亿元贷款，收受100万元，后贷款形成坏账；第二个案件中的国有银行行长，收受请托人100万元，为请托人获取贷款给下属打招呼，但因请托人公司不符合贷款条件未获批；第三个案件中的国有银行行长，收受请托人100万元后，承诺通过另一家国有银行行长为请托人公司贷款提供帮助，但一直未实际实施。虽然三个案例中，银行行长收受他人财物的数额相同，且均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均构成受贿罪，但显然第一个案例中，行长本人职权在整个权钱交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更大，权钱交易造成的损失也更大，无论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还是行为的客观危害性上，都更严重；第二个案例行长实施了给下属打招呼的行为，但因客观原因未实际谋取不正当利益，危害性相对较小；第三个案例，请托事项本身不是自己的职务范围，且仅仅实施了承诺斡旋谋利的行为，危害性最小。在谋利要件彻底被淡化、虚化的情况下，由于收受的财物数额相同，执法者和司法者一般会笼统的将上述三个案例认定为性质和危害性完全相同的案件，对行为人做出基本相同的评判与处罚，但实际这违背了罪责刑相符的原则。
综上，即使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要件逐渐扩张甚至虚化的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实际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谋取利益的种类、大小、程度等因素，仍对评价整个权钱交易的危害性、行为人主观的恶性具有重要意义，在贿赂犯罪调查、认定和处罚中，必须引起执法者和司法者的足够重视。
（作者单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