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检察院干警现场查看长征岩石刻修复进展。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毛主席笔下的诗句，将万里长征的千难万险化为从容慨叹。诗中“五岭”之一的越城岭北麓下，坐落着一座静谧的湘西南小城——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这里是红军长征进入邵阳的第一县。

长征前，城步与红军的缘分就已结下。1930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转战途经此地。1934年9月，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进入城步，历时5天，行程近200公里，在丹口镇莲花桥以三个连阻击敌军8个团。同年12月，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难走的山”——老山界后，在城步休整。三路红军先后踏足过这片土地，留下了老山界、蓬瀛村红军司令部旧址、莲花桥阻击战旧址等众多红色遗存，也留下一段段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

“1934年，红军在莲花桥激战过后，途经我们村。我的祖奶奶吴老福是一位苗医，她主动为负伤的红军战士治伤，红军战士临走前，还把仅剩的草药都送给了他们。带队的红军指挥员深受感动，执意将这盏马灯送给我的祖奶奶，作为纪念。从此，这盏灯便成了我们家代代相传的珍宝。”城步县红色宣讲员杨昌鑫站在那盏马灯前，向记者娓娓道来这段承载着岁月与温情的往事。

同样承载这段历史的，还有那些散落在山野间的革命旧址——蓬洞桥，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通道，桥体上至今还留着部队行军时留下的印记；聚龙桥畔的红军纪念亭，红军曾在此向当地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号召苗乡子弟投身革命；散落在长安营镇长坪村山间的长征岩石刻，一锤一凿记录着红军的足迹。它们与那盏马灯一样，都是城步红色记忆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2025年2月，全国人大代表杨进军等人提出了一份关于加强红军长征途经城步的文物保护建议。这份建议很快引起了城步县检察院的重视，将代表建议转化为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开展初步调查。

“我们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一路走下来，看到蓬洞桥的木梁和桥板都已经风化了，有的构件直接松脱掉在地上。聚龙桥那边的纪念亭，瓦片破了不少，雨水顺着裂缝往里渗，墙上残留的墨迹都被泡得模糊了。还有长征岩石刻，字迹一年比一年淡。这些文物大多连保护范围都没划，没有标志牌，也没有明确谁来管、怎么管。”回想当时的情景，该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杨祖强感慨道，“遗迹就像人一样，也会老、会病，甚至会消失。有些东西一旦毁损了，那些故事就再也找不到实物载体了。”

同年5月，城步县检察院对相关行政单位进行公益诉讼立案。6月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对已列为文物的红军长征文物按照相应文物等级进行管理保护；对未被列为文物的，按照红色资源遗址遗迹履行监管保护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修缮和保护红色资源，加强日常监管，遏制红色资源自然损毁趋势，恢复革命旧址等红色资源历史风貌。

检察建议发出后，相关行政部门与属地乡镇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启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将“蓬洞桥”“聚龙桥红军纪念亭”及“长征岩石刻”等三处红色遗址正式纳入文物保护点，明确划定保护范围，规范设置保护标志，建立健全记录档案，并落实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日常管理。

蓬瀛村党支部书记袁能斌向记者介绍道：“文物所在的乡镇，都借着乡村振兴和红色旅游发展的机会，重点推进了村里的红色旅游项目。县里还积极争取了专项资金，专门用来修缮红军文物和遗址。”

他带着记者一路重走这些红色遗址，记者看到，如今蓬洞桥周边的灌木杂草已被清理，木梁、桥板得到加固修缮；聚龙桥红军纪念亭换了新瓦，飞檐不再漏雨，墙上的标语被悉心描红；长征岩石刻周边的荒草被清除，铭文清晰可辨，保护标志醒目地立在路旁；老山界的红军步道重新铺设了石板，沿途增设了标识系统和休憩驿站；蓬瀛村红军司令部旧址换了新瓦，标语由专业团队用传统工艺修复加固。

从一盏马灯，到一份检察建议，再到一笔修缮资金的法治守护；从苗乡百姓珍藏于家中的深情记忆，到遍布山野的红色遗址得到系统性保护，城步的红色记忆在岁月中从未断流。那一抹“检察蓝”正沿着红军走过的山路一路巡查、一路守护，让深埋于乡野的红色遗迹重焕生机，让长征精神在绿水青山间薪火相传。

湖南城步地处湘桂交界，是中央红军长征初期西进入湘的重要通道。1934年9月，红六军团西征进入城步，名义上是执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任务，实际上为两个月后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探明路线、侦察敌情。同年12月，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进入城步，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难走的山”——老山界，之后继续向西转战，最终走向遵义。红军在城步期间，先后在蓬瀛村、茶园村等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为红军站岗放哨、筹集粮草。城步也因此成为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境内停留时间较长、群众基础最深厚的地区之一，在长征史上有着独特地位。